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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零分考生”徐孟南这些年 徐孟南个人资料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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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孟南最近在学校宿舍潜心剪一些小动画,足不出户,疫情里封校对他毫无影响。他今年33岁,读大学本科,住六人间,常独自剪片到半夜。他打算毕业后靠这个谋生。

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关于他的一切,还是关于他从前试图高考零分的那桩事。

徐孟南在2008年高考中故意一题不答,往考卷上写满自己的教育改革设想,考后见并没有吸引来媒体和专家,又离家出走,竭力吸引社会注意。

十四年过去了,他外出打工,重新考学,他好像已放下了各种现实的期望。即便当年试图高考零分落得一地鸡毛,即便学做视频“起步晚了”,他还是憧憬有朝一日自己的动画号做大了,要“加一点自己的东西”进去,不过这事几乎停留在想象层面。

他和自己的沉默处惯了。当年想故意考零分,他心里忧惴了两年,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

我对他说,我有一个兄弟,也是缄默地度过他的青春期,我没有办法与他沟通。徐孟南告诉我,“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对话的人。”

他曾想与全世界对话,按自己的想象对它“广播”,却没有收到他想要的回响。

在他设想的教育制度里,孩子们初中应该就确定好志向,不想学的学科可以提前放弃。但现在,他自己的生活里,关于出路,他依然答题寥寥。

2022年9月,在蒙城县等待开学的徐孟南。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对这世界“劝说无效”2012年左右,徐孟南搭建过一个叫《高考0分声》的网站,最近更新得不多了;他觉得自己后面的人生值得记叙的有限。“零分事件”落幕之后,换了几份不同工作,干一些轻体力劳动,也搞过淘宝店运营。重新考学之前,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监督机器,给流水线上的产品刻一个图案。磨蹭到下班时间,就去四周闲逛。

“高考0分声”网站 网络截图“后来也结婚了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是家里人介绍的婚姻,维持的时间不长,留下了两个孩子。在他身边的是儿子,今年大约十岁;个性活跃,不像他,还有一点怕他。放暑假的这段时间,他睡一间屋,儿子跟爷爷奶奶睡另一间。

这学期开学,徐孟南的父母决定把这个孩子送去县城里的民办寄宿制小学。这学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。作为父亲,徐孟南很不情愿,但又想起,送孩子由家去村里小学要经过一条马路,自己上学没法接送,父母每日接送又有危险,而且,如今乡村小学的规模小了很多,有的班只有个位数的学生。

有一点自嘲地,徐孟南说,自己也不能完全践行“教育理想”。虽然他认为学习成绩不是很重要,但现在会检查孩子的暑假作业,看见做错的就给孩子讲解,有时一天讲两三个小时:“我弟弟的女儿天天上补习班,所以两三个小时感觉不是很长。”

高考之后,徐孟南所身处的外部世界又变化了很多轮,新一代的学童压力仍然盘踞,人口不断由农村流向城市。从前,徐孟南设想得简单——应该让青少年早点选一个人生方向,方便留在家乡务工,这样,成为父母以后,他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。

即便现在偶尔有记者来电,也不太有人问起他对教育的看法。

他到现在还坚持高中时的想法没有错,虽然不算很原创,受了韩寒一篇标题为《穿着棉袄洗澡》的文章启发:“对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,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。”

十七岁的徐孟南读罢,觉得有理。他思考了一段时间,结论大致是,应当从中考起开始调整。这些想法他精心整理过,涂到高考考卷上:所有学生初中毕业,都应该写一篇毕业报告,确定自己的理想,在高中就只学相关的学科,想当作家的,就不用学数学,想当医生的也不用学语文。

他当时事无巨细地写日记,据他自己的说法,这些日记后来被父亲用火烧了,他又把一些片段回忆起来,发到网上。他记述道,临要高考的那几天,自己在心里反复默诵着要写到考卷上的话,在路上遇到同学们,照样和他们打招呼、开玩笑,只顾虑事后怎么向父母交代。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租住在县城里,父母外出打工,他们之间联系不多。

去考场的时候,他心里“平平常常”,最矛盾的时候已经过去。他之前纠结要不要这么做,没怎么想象后果,如同无法想象死亡的感受——他后来在自己的网站上写,快高考的时候,去吃炒面,错觉老板和老板娘多盛给他一些,“仿佛断头前的饱饭”。

高中有一段时间,是按照学习成绩排定座位。他因为不明白读这么多门课有什么意义,逐渐沉淀到了后排。

他坐在后排打量着当时认为“被教育毁了”的同学们,比如,同学甲,“学习很勤奋,但不在聪明人的行列”,压力之下,考分逐渐走低。徐孟南心想,如果他只学自己擅长的几门课,一定能学得很漂亮。

转眼过去了十多年,近些年,徐孟南先是考上安徽艺术学院的大专,再续上本科。在他的视野之中,不仅小学生的学业压力没见减轻,以前没经历过的大学生活也压力很大,可能还甚于十几年前——现在临近毕业,他的同学们有的考研,有的考编,有的考教师资格证,有些人找班长请求不参加学校活动,一刻也不松懈。

他似乎无法理解别人的焦虑:“他们是担心考不上,不知道考不上要怎么办。可能只是他们觉得很重要而已。”

“迈不出那一步”

如果生活不该被不喜欢的课程填满,该用它去做什么?

“那一桩事”以后,徐孟南在上海与浙江的工厂里都做过工。事后看,那段生活有可以留恋的地方:他在工厂里,手里做着工作,“脑子还可以飞跃一下”。

但他不认同多数工人的业余生活。以他的视角来看,那是彻底的物质生活,他们下了班就各处买东西,吃饭喝酒睡大觉。他也可以与这些同事们一起玩,但不算开心。

他欣赏的是,有同事在厂里搞抛光比赛,比谁做得快,做得好。至少说明这些人来工厂上班不是纯粹为了钱。徐孟南还会拿这些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理论对照,如果多数人从前少读几门课,用业余时间找找自己的兴趣,“(打工)只是他们的生活来源,工作之余还可以有自己的爱好。”“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喜欢,没有什么乐趣,就算有了很多钱,还是什么都不想做。这不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吗?”

徐孟南会一边上班一边听一个高中语文老师上传的音频节目,一部分是讲解文学作品,一部分聊学习方法和心态,很难说具体哪句话触动了他,让他决定要重新学习。

他有一段时间总是做梦,梦见自己回到了课堂里,有时候很快乐,有时候比较难受,“有可能是进入到以前的,自己心里面的愿望”。

他一度算是一个学生中的“精英”,我特别找他确认了这一描述。他觉得,可以这么说。此前,有同学回忆,徐孟南初中时候成绩不错,他有时会跟着家人去田里,独自趴在田埂上做数学题。

那是他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,没有觉得做题苦。“那时不像现在,题特多”,只有课本上的一些例题。他说,做一遍就能记住了,父母去田里忙活,反正他没有什么事干,就翻来倒去地做那些题。

那时候心思单纯,要说做题的动力——“为了考大学。”他记得村里小学和镇上的初中老师都是这么说的,“然后成家立业,之类的。”

他记得,因为自己成绩好、乖,老师们都很呵护他。比如,他初中时候,和同学起纠纷以至于打架,老师会说:“肯定不是你的原因,肯定是他的错。”

有一个学期的第一堂课,他还被老师“展览”过,不需要说话,只是和另一个同学一起站在讲台前,由老师来介绍他的优秀,让同学们向他学习——“应该很紧张吧。”他记得不需要自己说话,否则他有可能说得不好。在他的感受里,“站起来就是抛头露面”。徐孟南有过一个渺小的愿望,是想当课代表,但又想到课代表要找很多人收作业,会预先地害羞起来,迈不出那一步。

他从小就是不太合群的小孩。最初的记忆是跟着村里的一个“孩子王”堂哥一起玩,有很多孩子,徐孟南感到“融不进去”;在课堂里,不仅无法当班干部、课代表,他也做不到在课上回答问题:“脸红,声音发颤。”有的老师可能照顾他,后来不再叫他。

他也想过要改变自己,记得高一搞过一次讲题活动,是在晚上办的;他自荐给同班同学讲题,心理建设之下,那次倒是表现自如了。但这个活动后来没有再办。

他非常地抵触考试,尤其是考数学,他做得慢,总是担心做不完,心惊肉跳。

这些话他没有和身边人说过。与他同个租屋的高中同学只记得,这个人独来独往的,总是熬夜,“什么事都往心里藏"。

高中以后,每个月一次回去村里的家。父母亲已经出去打工。爷爷奶奶看着他,并不催促他去学习,只是不让他看电视,怨他“费电”。

上学是痛苦的,高中之后,每天的作业写到深夜,还得应付考试。高一的时候他想过退学,那时父母刚出去打工,自己不好意思问他们要钱,心想要赶紧把所有知识学完,出来随便找个什么营生。他没有细想。

人生“掌舵”之难

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,他记得是初中时候买的。徐孟南喜欢看当时流行的刑侦剧。有时候,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有可能走上的其他路径,比如考警校,当个警察;更小的时候想过当老师,但都是模糊的念头。

徐孟南想起,自己也许对带电的东西有过兴趣:初中的时候骑自行车走读,来回要骑四五公里的乡间土路,放学晚,夜里非常地黑。他想到过用转动的踏板带动发电,搞一个不带电池的车灯。但这个主意也在黑暗中一闪而过了,他遗憾没有来自老师的引导,不然可能就成了。

不过,还读小学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未来肯定要做一番“大事”:“我在想,一个人活不了几年,可能真的需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,做一些贡献,人怎么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”

这是小学时候就萌芽的想法,他需要给它找一个具体的内容。

想做“大事”的想法,何止羞于说出口来,徐孟南隐约觉得,有这想法是一件错事。产生了“教育改革”的念头以后,他回忆自己像防贼似地防着别人,觉得自己做“大事”的道路不能被打断:告诉哪一个人,那个人都会把情况报告给自己的父亲,那么岂不是会被带走打工,就无法参加高考了?

徐孟南形容,自己一直“比较喜欢带着目的去做事情”。

这一点至今也没完全改观。比如,他根本不喜欢写作,但在网上大量发表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,还写相关的小说:“因为有目的啊。”

不带目的时,他就显得动力不足了。当时读了一些韩寒批评教育的文章之后,他就沉浸到自己“挖掘一些好的教育方案”之中,韩寒的其他文章都没有再看;而即使曾经常泡在县城的网吧里上网宣传他的教育理念,他也并没有顺便学会打游戏。

网吧 视觉中国 资料图他只是在网吧听进去过一首《白狐》,印象非常深刻,歌里唱道:“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,千年修行千年孤独。夜深人静时可有人听见我在哭,灯火阑珊处可有人看见我跳舞……”现在听到这首歌,徐孟南还会感到伤感,想起自己的往事。

那个“什么都不喜欢”、“很难受”的人,是他自己。他没有理想的职业,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爱好——不喜欢运动,例如打篮球,初中时“有成绩不好的(同学)会打,我们成绩好的一般都学习”;他不读穿越小说,也不追星。他对城市缺乏向往。他的父亲有做花炮的手艺,没出去打工的时候,徐孟南一年到头唯一去县城的时候,是正月十五与父母一起往城里去卖花炮。他总是很不乐意,只想留在家里过年。

高中读了当地数一数二的蒙城二中,这地方距离县城的中心很远。最近的政府机关是蒙城邮电局。他经常经过,从不打量这栋楼。他对于办公室的工作没有概念。

高考以后,徐孟南先是在上海郊区打工,后来读了大学本科,在南京做过实习,但他不喜欢上海,也不喜欢南京,感到“不透气,视野太短”,不如老家宽阔。

他一直想效仿2006年的高考考生蒋多多,到考卷上去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不满。高考之前,他才下了决心。

之前他加入一些QQ群里宣传自己的“理念”,有时说完了话就赶紧退出来,怕和人起冲突;直到开始在高考卷上写早已准备好的“檄文”,他都紧张着,怕被老师看到,每当监考员走过他,“我就故意挡着一点”。

意外的收获

高考结束之后,徐孟南前后“自杀”过两回。

他想要的是躲起来,顺便留下一封遗书,更能引来记者报道他的事。他无法在家里好好待着,其一是感到公布分数之后无法面对父母,其二是,他既希望记者来,又很怕见记者。

第一次“自杀”,他在县城里游荡了一天,就回了原先的租处,留下的“绝笔信”甚至没有被人动过;第二次是高考放榜之后。在网吧里,他看见自己竟然得了143分,难以理解这些分数是从何处而来的。他头昏脑胀地在网上搜了安徽电视台和一些报社的热线,到超市去用公用电话逐个打过去,有一些说记下了事由,有一些对他爆料“不感兴趣”。

刺激之下,他修改了自己的“绝笔信”,坐车去了附近的利辛县。这次游荡了两天一夜,熬不住给家里电话报了平安,自己走了回去,但是没有回家,而是到网吧里通宵上网。

徐孟南记述道,之前在电话里与父亲约好,第二天上午在网吧门口见面。上午,父亲却没有来,他看到班主任抱着一个孩子在中学门口晃悠。班主任看见了他,用宽慰的口吻对他说,为了找他,他的父亲都把整个城翻透了。他心里只是不解:父亲为什么不拿着绝笔信到报社去?

往后几天,他仍然问家里要钱,去网吧上网寻找热线电话,然后忍着怕被记者奚落的恐惧,给报社去电。

安徽一家媒体根据他留下的家里电话号码找到他,他记得打了50分钟电话,聊了很多,“超级紧张”。报道刊发之前,他就顺从家里的安排,先去上海打工,后又到姐姐在浙江开的小饭店里帮工。后来采访稿见报,徐孟南发现没有介绍自己的“教育理念”,又陷入失望。

徐孟南在网上发表了很多鼓吹自己看法的文章,后来自己装订成册。 张维 摄他父亲的言论也并列刊登在了那篇报道上。父亲说:“我看到他写了很多东西,我不识字,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,他有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说,我完全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”那段时间,他没有手机,姐姐不许他再出去上网。饭店里工作很多,营业到很晚;他有一回坐在小饭店门口哭,“又难受,又畅快”。

之前有电视台请他上节目。他不愿去,那节目组的人在村里找到了他的堂哥,磨了几磨,辗转说服了他,他才去面对镜头。他不喜欢录节目,“要背台词”,大致是上台前要准备好说的话,排练一番。“如果现在让我上去,我可能会给他们讲一通,当时也一直想讲,但是讲不出来。”他的网站直到2021年还在更新,还要宣传“教育理想”,但他至今怕羞地不喜欢拍视频。

由高考到重考大专,他过了十年脱离教育而朝向空中说话的生活。问及为何一直不复读,我得到的仍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会有的答案,可能是对崎岖道路的抵触,对“站起来答话”的害怕,也可能只是一种懒得折腾的落拓;他说,不愿意:“想到学校里的老师让我干啥(我得)干啥,我干不了我想干的事,我就苦恼了。”

现在,要是去问他,他会说,仍然在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努力,等做动画博主挣到一些钱,想出国读一个教育学的学位。他自己也知道,也许两年后,还是窝在家里,当半高不低的动画博主。但是,归根结底,有个“理想”陪伴是快乐的。它温暖着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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